2025-04-04 生产设备
在古代封建时期，有不少枭雄热衷于收养干儿子，这种干儿子又被称作“养子”或者“义儿”。就拿三国时期来说，刘备便将刘封收为义子。据《三国志》记载，刘封原本名为寇封，他并不姓刘，在其生父亡故之后，就由舅舅将他收养，他也随舅舅改姓刘了。晚唐五代的时候，天下动荡不安，藩镇割据的局面致使战争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谁麾下能征善战的将士众多，谁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于是，收养干儿子的做法在这一时期极为盛行。根据史书记载，唐末的陇西郡王李克用收养了一百多个干儿子，其中有些干儿子作战十分勇猛，他们英勇无畏、不惧艰险，为李克用拼死效力，在攻城掠地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对李克用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明代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他能够拥有极大的权势，与他收养的那些干子干孙形成利益核心集团有着密切的关联。到了晚清时期，盛宣怀认李鸿章为干爹，陈璧拜奕劻为干爹。而到了民国时期，老蒋也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就是喜欢结拜干兄弟、认干儿子之类的关系，他自己在日记里也表示，一生当中最为珍视的就是“异姓昆弟之交”。
这类人物热衷于结拜兄弟、认作干爹等行为，大体有五个最大的目的。其一，构建起相互信赖的关系，在遭遇困境之际可成为彼此的依靠，相互帮扶、支持与守护。其二，将自身能力融入一个团体之中，进而拓宽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其三，众人以兄弟、父子相称，正契合“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句俗语，从而营造出齐心协力的氛围。其四，在通讯不发达、人们必须面对面交流的时期，借助结拜构建起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增加与各行各业人士接触、交流、互相学习与借鉴的机会。其五，在特殊情形下，就像前面提及的官场结拜干亲，这是一种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关键手段，这些人为了稳固势力以便长期称雄一方，彼此相互依存，获取更多资源与支持，构建起更为紧密和坚实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利益上的依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当时居然有两位国军上将，照着老一套的做法，争着把一个叛徒认作干儿子。做干爹的呢，无非就是想通过拉拢势力这种方式，来提升个人话语的权威性与影响力。而主动去“认干爹”的那一方，心里想着的是往后自己的仕途能更顺遂，从此飞黄腾达，毕竟有棵大树靠着好办事嘛。那这两个干爹和这个干儿子最后都怎么样了呢？这就得从头开始讲起了。
1982年10月16日，山东文登机场，天气格外晴朗，碧空如洗，阳光灿烂。依照上级的安排，这一天是进行双机训练项目的日子。随着塔台指挥人员下达指令，两架崭新的米格 - 19战斗机拔地而起，飞翔在祖国的蓝天之上。按照当时的要求，在飞机训练的时候，为保障飞行员的安全，每隔几分钟飞机就必须与站台进行一次通讯确认。此刻，吴荣根驾驶的米格 - 19战斗机迅速就完成了训练任务，依据规定的程序，到了需要按照预定航线返回的时候了。然而，吴荣根显得极为镇定，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他谎说飞机出现了一点问题，一定要马上处理。随后，他就将飞机飞得极低，紧贴着海平面，避开了雷达的探测，防止引起别人的警觉。
之后，在站台长时间未得到他的反馈信息时，考虑到其过往表现无显著异常之处，站台这边并没有马上起疑，而是主动做沟通联络，持续不断地呼叫他。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切断了无线电通讯，将机头向东调转，用力拉动操作杆，依照事先规划好的叛逃路线，朝着韩国的方向加速飞去。另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推测，他可能是遭遇了紧急状况，或者是突然被赋予了重要任务，所以才改变了原有的飞行路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这一飞走，为了躲开雷达的追踪，他运用低空飞行的方式，然后突然拉高高度，高低交错飞行，灵活地穿梭着，从而避开国家的雷达监测网，最后降落在韩国汉城K16机场，这也就表明，他踏上了一条背叛人民、背叛国家的可耻道路。
众人或许会不解，他的叛逃目标是台湾，那他为何要驾机降落在韩国呢？其一，文登到台湾的距离颇为遥远，差不多有1400多公里。米格 - 19战斗机要是不装配副油箱，航程仅有大概1390公里，就算装配了副油箱，航程也不过2160公里。由于当日吴荣根并未携带副油箱，所以飞机根本没办法飞到台湾。其二，即便飞机能飞到台湾，可由于对航线不熟悉且技术难度较大，吴荣根也许会有被我军拦截的危险。其三，要是我军使用导弹进行拦截，吴荣根就会遭遇致命的危险。于是，他就挑选了当年和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且与台湾省联系密切的韩国作为叛逃的过渡点。
米格—19战斗机是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研制的单座双发喷气后掠翼战斗机。它可是世界上首款进入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呢，其航程表现非常出色，在空军训练里就像一道耀眼的风景。我国也曾引进米格—19战斗机，而且以它为样板，成功仿造出歼—6战斗机，让空军力量得以逐渐增强。双机编队训练属于飞行员的基本技能之一，然而谁能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吴荣根于1960年生于浙江省金华的一个寻常农民家庭，家中有哥哥和妹妹。自他诞生之日起，他的父母便对他有着非常高的期望，因而给他取了“荣耀根基”这一名字，其寓意颇为深刻，承载着父母对儿子将来能够使家族荣耀的深切期待。于是，他自幼便决心好好读书，凭借知识出人头地，然而，他读书之时恰逢时期，读书并未改变他的命运。幸运的是，喜爱运动的他拥有了良好的体质，在当时，体质可比学习成绩更为关键。之后，吴荣根步入军旅，怀着新的志向，立志登上官阶的高峰，同时也期待着寻找一位佳人，构建美满的生活。他志向坚定，一门心思地追求个人成就和情感上的满足。
吴荣根入伍后，依旧秉持着在家乡时那勤奋努力的品质，极为勤勉奋进。军事训练方面，他常常名列前茅，堪称训练标兵。当其他人在玩乐之际，他却仍在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并且沉醉其中，如此一来，他的知识面大幅拓宽。他的聪慧与勤奋得到了部队的肯定。当时，我国在航空领域投注了诸多的人力和物力，打算培育出一批出色的空军战士，这些战士必须从入伍新兵里层层筛选，不但成绩要出众，而且还得勤奋努力。彼时的吴荣根正好是上级寻觅的人选，文韬武略皆优的他被上级领导视作可造就的好苗子，于是被送去航空学校进修，就此开启了飞行员的征程。
需晓得，在军队里，对飞行员的选拔条件是最为严苛的，其培养的周期漫长，并且成本极为高昂。有一种说法是，三名农民能供养一名陆军，三名陆军可供养一名海军，三名海军能供养一名空军，而要培养出一名飞行员则需要十名普通空军，这愈发体现出飞行员在军队里的稀缺性。随着战斗机技术迅猛发展，飞行员一定要具有的文化素养与体质也相应提高。能够说，飞行员属于各国军队中的佼佼者。吴荣根得以成为一名飞行员，这不但表明他有着出众的文化素养和体质，而且意味着他享有丰厚的薪资待遇。
彼时，吴家出了一位飞行员，这在全村乃至全乡都堪称一件极为荣耀之事。乡村里各级的干部都接连前往他家道贺，夸赞他儿子担当着光荣的使命，背负着祖国与人民的期望。在军队中，他如同手握利剑之人，一旦战火燃起，便会奋勇向前，在蓝天白云间展翅翱翔，以死来保卫祖国那神圣不可侵犯的领空，守护国家的安定与尊严。众人皆称这年轻人年少有为，有着无限的前程，他的父母家人也是满心欢喜。他的父母还在祖宗牌位之前，恭敬地燃起香，郑重地向先祖禀告：“荣根已然为家族增添光彩，无比荣耀。”而后虔诚地叩拜，借此表达内心的欣喜与敬重。此外，他们还设了多日的美食盛宴，好让亲朋好友一同来分享这份喜悦。
他承载着家人与乡亲们的美好祝愿，成为了空军第一侦察集团一大队二中队的飞行员。吴荣根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始终保持奋进的姿态，在训练里极为勤勉刻苦，在各类飞机飞行记录中都位居前列，曾凭借刻苦训练和高超的飞行技术荣获奖金，待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那时，村里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夸赞他是极为出众的人才，乡里还专门为他操办了庆功宴，他的家族长辈打算把他的事迹载入姓氏族谱，甚至要在县志上留名。
不过，吴荣根做了数年飞行员之后，在听了太多的赞扬与表彰之后，他老是感觉自己功绩非凡、成就斐然，感觉自己的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些和自己同期入伍、同届毕业的人有不少都得到了职务晋升，而自己却依旧未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时，缺乏远见的他便总是认为自身停滞不前是因为领导在故意为难自己，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于是心中便产生了怨恨。从那以后，他对待训练不再认真，还常常耍性子。他变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但轻视身边的战友，就连上级也不放在眼里了。
特别让人诧异的是，这位往昔很优秀的飞行员，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勤奋努力的好苗子了，而是开始追逐纸醉金迷般的低俗趣味，眼中满是贪婪与欲望。他对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极为着迷，邓丽君在那个时期，无疑是东亚地区的超级巨星，他便是邓丽君庞大粉丝群体中的一个。他曾经有幸听到邓丽君唱歌，那旋律一下子就把他迷住了，让他深深陶醉。之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邓丽君清秀的面容，看到她那婀娜的身姿伴着悦耳的歌声，她就像理想中的爱人一样，让人无比倾心。
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邓丽君的演唱风格以柔美婉转以及充满抒情性而闻名。她那歌声甜美圆润，并且轻声细语，宛如清风细雨一般，对人们原本有些僵化的心灵起到了抚慰的作用。当时我们流行的是红色歌曲、样板戏，这类歌曲往往慷慨激昂、充满力量，与之相比，邓丽君的歌曲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她的歌曲带有小资情调，被人们视作是在传递一种“灰暗”且“颓废”的情感。就拿《何日君再来》里“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这样的歌词来说，被解读为享乐主义，是反动派用来攻击的糖衣炮弹。她的歌曲被贴上了“颓废”“不健康”“黄色歌曲”的标签，被认为是能够麻痹人们精神的“靡靡之音”。
当时台湾那边，除了播放歌手邓丽君的歌曲来吸引歌迷之外，还雇佣了声音娇柔甜美的女特务。这些女特务利用广播，播报宝岛那纸醉金迷的生活，宣传那里的生活是何等美妙、何等自由，就像如今的广告一样。每逢歌曲唱到关键的高潮部分时便开始播出这种策反节目。节目中，对于从中国大陆沿海各个机场、码头到台湾岛各个机场、码头的距离、航向、所需时间、航级气象、识别方式和奖金等内容都介绍得极为详尽。他们诱惑说只要叛逃就会得到极为优厚的待遇，日后的生活也会有保障并且过得非常惬意。面对电台里“投诚就送黄金、美女”的宣传，吴荣根听着敌台广播里“空中玫瑰”那温柔婉约的嗓音，脑海中浮现着广播里所描述的灯红酒绿的景象，在那如同掺和了糖浆水一般软绵绵的女主播的声音里，渐渐沉醉，然后一直在寻觅机会。被私欲和利益蒙住双眼的吴荣根，最终下定决心叛逃。
吴荣根驾驶飞机叛逃之后，台湾方面欣喜若狂。为了那虚幻不实的目的，把这个叛徒奉为所谓的“义士”，将他的叛逃当作所谓的“英雄壮举”，大力营造舆论氛围，还为吴荣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台空军总司令郭汝霖亲自操办庆祝宴会来接待他，郭汝霖的夫人把一副昂贵的太阳镜送给了吴荣根。总参谋长按照约定接见了他，授予他空军少校军衔，并且给予他黄金作为奖赏。之后，他被当作台湾的宣传工具，像一件奇货那样被大肆宣扬，四处演讲，毫无顾忌地大肆污蔑自己曾经所在的部队和战友，话语中满是偏见和误解，其激烈程度令人惊叹。不过，事实胜于雄辩。不管他怎样诋毁大陆，都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事实。他的叛逃和诋毁，只能体现出他个人的愚昧和短视，动摇不了两岸关系的根基。
尤其令吴荣根兴奋到难以自已的是，彼时竟有两位国军上将搬出老一套做法，要认他做干儿子。其中一位是当时担任台湾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二级上将王升，另一位则是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蒋仲苓将其收为义子。此时的吴荣根，有钱可拿，有利可图，又有了强大的靠山，脸上满是小人得志般的丑恶神情，感觉自己已然抵达人生的最辉煌时刻，简直堪称完美，活脱脱就是一个人生赢家。那么，叛徒吴荣根忽然间得到两位大名鼎鼎的干爹，这二人到底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先来说说王升。他原本名叫王建楷，又叫做修阶，字化行，于1917年在江西龙南金钩牧笛王屋村出生。1931年小学毕业之后，他开始有效学习裁缝这门手艺。后来，他和别人合伙经营石印印刷店，还在私塾就读了两年。由于他字写得不错，得以逐步晋升。参军之后，因为读过一些书，他担任了县大队的文书，之后被推荐到黄埔军校第16期学习。毕业之后，他先后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视导员、赣县军事科科长、青年军第208师政工处上校科长。当时小蒋在赣南担任专员，于是他就成为了小蒋的秘书，也变成了小蒋的亲信与得力助手。
王升此人一向将个人的官职地位看得很重要，在他内心深处，为官且要做最大的官才是目标，要有权力，而且是最大的权力。为了达成做高官的愿望，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不喜好大量阅读书籍，偶尔读书也是出于实用或者消遣的目的；他对循规蹈矩之人缺乏好感；他对说谎者和擅长耍手段之人却颇为赞赏；他秉持实用即为真理的观念，将伦理道德视若敝屣。1947年秋，王升从青年军的一个团指导员的职位被调任到“预备干部局附设嘉兴青年中学”担任上校训导主任，从此开始官运顺遂，一路高升。不过，他的升迁其实是在逃到台湾之后。
在当年台湾有众多高级将领，资源匮乏、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随处可见。在大陆时属于晚辈的王升，因做了几件事而深得上级的喜爱：其一，培训政治作战人员，并归纳出一套所谓的政治作战理论；其二，在金门炮战期间，大力开展空飘活动，还对大陆进行广播宣传战。他也因此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并被提拔为“总政治作战部”主任，掌控中华电视台、《台湾时报》和《战士青年报》等。那种利用“空中玫瑰”进行的所谓宣传策反正是由他一手操办的，这使他在台湾一时之间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黄埔军校16期中最早脱颖而出，集情报治理、政治工作和军事权力于一身的人。
再来讲蒋仲苓，他于1922年在浙江义乌苏溪蒋宅村诞生，曾在蒋宅小学、义乌中学求学。后来他被父亲蒋维仓带到震旦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接着进入黄埔军校16期通讯科学习，与前面提到的王升为同届同学。毕业之后，他依次担任中尉参谋、上尉连长、少校参谋、中校科长等职务。在大陆的时候，他的职务相当低，在战场上也不过是个跟着瞎掺和的角色。他真正开始显露出头角是在逃往台湾之后，也就是驻守大陈岛的时候。
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还掌控着浙江沿海的诸多岛屿，以此来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对。起初，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划分出了四个游击区，舟山岛周边是第一和第二游击区，第三游击区是大陈岛，第四游击区为南麂岛。随着的进一步败退，最后就只剩下大陈岛被当作所谓的“反攻基地”了。那时，蒋仲苓身为团长，接受了蒋介石的检阅，还一同吃了午饭。蒋介石在之后的日记里对这次巡视大陈岛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从下午两点开始视察南田（省政府的所在地）的五虎山、元宝山等地，到达黄夫礁、小埔、威武庙、医院后，又游览了甲午岩，最后到南坑街的县政府。之后沿着街道走到天后宫小学和修船所，民众夹道欢迎时那种诚挚的态度，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由此能够推断，大陆民众盼望我回去的心情是多么急切，简直如同大旱之时盼望乌云和虹霓一样啊。”
这个小岛面积大概有6平方公里，蒋介石竟如孩童玩过家家一般将其设为一个省。随后，我军针对大陈岛北面的一江山岛展开了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炮火的掩护下，数百艘登陆艇朝着一江山岛迅猛进发。岛上的守军被打得狼狈逃窜，很快便一败涂地，一江山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解放了。一江山岛的失陷致使大陈岛直接处于我军火炮的射程范围以内，这让大陈岛的防守难度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大陈岛距离台湾的路程远远超出距离中国大陆的路程，其补给和支援也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而我方空军已经占据了空中优势。最终只能无奈地撤离。
尽管是败退了，但即便再差也有可取之处。蒋仲苓毕竟在守卫大陈岛，即便没有功绩也有付出辛劳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他得以晋升为师长，接着被调往金门防卫司令部担任参谋长，之后又升任为中将军长、金门防卫司令官，再晋升为的“陆军二级上将”，出任“陆军总司令”。2001年清明节期间，蒋仲苓返回故乡探亲祭祖，在义乌苏溪蒋宅村的老宅前大摆宴席，到处都坐满了人，石凳上、院子里、房子里全是人挤人的状态。蒋仲苓老家故居的门楣上写着“栽五柳”三个字，按照他的说法，刻这三个字的意义和“闲也门前栽五柳, 支窗引入美柔姿”有关，这体现出一种娴静少言、不慕荣利的心态，只想效仿陶渊明在自家门前种下五株杨柳，以后即便不出门，只要轻轻支起窗户，就能观赏到美丽的景色。或许这就是他认吴荣根为干儿子的真实意图吧。
王升和蒋仲苓均毕业于黄埔16期，后来都成为了国军上将。然而，他们有同学却无所作为。有这么一个人，他刚毕业时被授予的军衔，在军队里待了十年八年都未曾改变。这个人就是来自河北邯郸大名县万堤区大街乡（原北门口乡，北门口乡于1996年并入大街乡）邓台村的邓枢。他到了台湾后，军衔依旧只是排长，级别如此之低，生活也很艰难。他住在眷村一间不足30平米的小屋，退役后开了一家米店来维持生活，但还是入不敷出，基本上只能以粗米和菜粥果腹。
然而，他育有一女名叫邓丽君，邓丽君是一位在全世界华人圈红极一时、在亚洲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歌星。于是，王升与蒋仲苓没有忘掉这位老同学，专门邀请他的女儿邓丽君去参与接待吴荣根，邓丽君亲自赠送个人专辑，那是十分温馨的场景，并且还留下了两人手挽手的宝贵瞬间。在见到邓丽君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神立刻就定住了，心中满是感慨，直说这辈子没有遗憾了。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亲眼看到她，这个记忆必定会深深地印在心底，永远都不可能消失。
彼时，他坐拥名车的华贵以及美人的相伴，周遭满是来自台湾方面的溢美之词。那些源源不断的赞誉将他捧得很高，他沉醉于这样的氛围里，周围人的夸赞纷至沓来，令他一时间迷失了方向。他暗自思忖，这些赞美到底是确有其事，亦或是自己仅仅被一时的荣耀冲昏了头脑。的确，那时的他宛如身处人生的顶峰，名利双得，然而在这风光无限的背后，他也陷入了更多的迷惘。
常言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吴荣根这个叛徒，乍一看似乎名利双收、尽享荣华富贵，背后还有强大的势力支撑，仿佛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为所欲为。可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他先是被一个女子骗走了大笔钱财，落得个鸡飞蛋打、一无所有的下场，这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老家的父母更是深受其害，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的母亲泣不成声，父亲则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默默点燃香火，恭敬地磕头，许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在后来的采访里，他面容悲戚，语调沉重地说：“是我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把儿子教育好，让他变成了国家的叛徒，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他内心的绝望难以用言语形容，心中的痛苦深入骨髓。真的很难来想象他们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与哀伤。
在失去了使用价值之后，吴荣根的干爹们自然就把他“当作草芥一般看待，像扔掉破鞋子一样抛弃他”，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品尝孤寂的滋味。最终，由于生活困窘，他前往美国。到了晚年，得知故乡的经济迅猛发展，他心中不禁涌起万千感慨，情绪难以平静，盼望能够重新再回到故乡。他深刻地反省自己年少时的叛逆以及青春岁月里的迷失，把满含悔恨之意的检讨书递交给大使馆，希望能踏上归乡之路，有朝一日能在老家的祖坟旁边安息。并且说道：“我盼望回到故乡，寻找父母安息之处，也想看看自己最后的归宿……”这些话体现出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思索。
然而，吴荣根有两个干爹，这二人在晚年之时多次返回故乡祭祖，可唯独吴荣根遭到了村里吴氏家族之人严正拒绝。只因他为了个人的私利，全然不顾道德、法律、亲情以及友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吴家无人能够谅解他，还宣称：绝不让叛徒亵渎祖坟！由此可见，在民众心中，叛徒是多么被人鄙夷，他就像过街老鼠一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诚如所说：本为华夏好儿郎，今朝沦为异客身。归根之愿成空想，华夏大地难容存。
